1989年秋天，记不清是哪一天了，只记得是一个典型的重庆阴天，雾朦朦的，一切都笼罩在灰色之中。那时，我还是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的一名教师，刚刚从前西德留学回国一年多，万万没想到在国外日牵夜挂的儿子杨韬快三岁了还是不会讲话。我拒绝任何“孩子可能有毛病”的提醒或警告、哪怕只是一闪念。我的孩子——他怎么会有毛病？！我不能这样想，也不敢这样想。有哪一个母亲在她怀孕的那一天就必须去设想会生一个有毛病的孩子（尽管残障儿童在人口中的比例从来都是个存在的事实！！）没有哪一个母亲在为将要出生的孩子设想一切时，同时也考虑到储存一点儿做残障儿童母亲的心理准备。

       我就是在这种极其矛盾而又恐惧的心境中，在尝试用对待正常儿童的方法教他说话、认知彻底失败后，在杨韬已接近四周岁时，才不得不面对他的确发育有问题这一事实的。应该说杨韬是“幸运”的，我带着他去看的第二个医生，就确诊他患的是儿童孤独症。

       就在这个灰朦朦的秋日，在重庆医科大学精神儿科门诊部，医生说：“你儿子的病很重哟！”“是什么病呢？”我悬着心问道，“这种病叫儿童孤独症。”医生的回答在当时只是给了我一个谜语。“能治好么？”迷茫之中这当然是我首先想到的问题。“目前还没有什么办法，没有药，因为不知道病因。”这给处在迷茫之中的我仿佛指出了一条路，一条通往深渊的路。悬着的心开始发抖，我只剩下一点气力，向医生提出此刻我最关心的问题：“那他今年后会怎样呢？”“不知道，因为我也没有见过成年的孤独症，估计不能乐观，生活怕是难以自理了。”

就这三问三答改变了我从此以后的人生道路。

       说杨韬是幸运的，是因为他居然很快被医生确诊（当时在中国能在门诊上确诊孤独症的医生真是太寥寥无几了）；然而他的这种幸运把我的生活从此与“幸运”两个字分割开来。

       我开始准备终生服侍他，但我无法甘心。因为这不是我所设想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因为即使我一辈子仅为他而活着，也无法给予他作为一个人所应该拥有的一切。我常说：“如果把我碾成粉末，能铺成一条路，让我儿子走向安全、自尊、自立的未来，我会毫不犹豫地跳进粉碎机中。”可是这无济于事，我无力为他铺出这条路来。面对孤独症，我太软弱和微小了。我失掉了全部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