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和其他孤独症儿童的父母亲几乎同样的艰难心理路程之后，我别无选择地携着韬儿，创办了“星星雨”，从此开始了奔向“星星”的漫长路程（在台湾孤独症儿童也被称作“星星的孩子”）。我的生活中似乎只剩下一个目标：“让星星的孩子知道，地球也是一个他们可以适应的社会。”杨韬在初创的“星星雨”接受了一年的训练，于1994年秋天被北京海淀培智中心学校接纳为一年级的学生。在他刚入学的第一个星期，我一直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因为我不知道他能否适应学校的生活。这毕竟是他走出家庭，走出“星星雨”后的第一个社会圈。然而一周后，我的心开始安定，事实证明杨韬在“星星雨”一年的学前准备训练是成功的，他在学校最初的日子里没有表现出任何强烈的不适应现象。但我同时也明白，这仅意味着他迈进社会的第一步，今后他还将面临更多的挑战，因为他的年龄在增长，社会对他的要求也会随之而变化。所以从他上学的第一天开始，我也就随着一起开始面临又一次挑战——让杨韬一步步适应社会。

帮助孤独症儿童提高社会适应力，必须从最实用的技巧开始。在让他们学会并能运用这些技巧的过程中，我们又必须学会运用我们全部的智慧，训练我们的耐心，并在其中咀嚼苦乐参半的人生体验。

 

杨韬刚上学时，我每天都要把他送进教室，领到他的桌子跟前，放下书包，让他跟老师问好。做完这一切后，我说：“跟妈妈再见。”“再见！”他望着我挥一下手。其实从第一天这样做时，我就坚持着行为训练中“辅助到位，及时退减”的原则。当我确定他完全知道哪张桌子是自己的，书包该放在哪儿，谁是老师后，我就开始“退位”——只送到教室门口就再见（当然走出学校时忍不住要从窗外向里望一望）。很快我就发现他能准确无误地找到自己的教室，因为我虽然送他去，却总是让他走在前面，以便观察。于是我又“退一位”——送到教学楼门口。就是这样，仅在他上学一个月之后，我已退位到校门口，看着他自己走进教学楼。在第四十天的时候，我随他走到学校所在的街口，就站下来，对杨韬说：“跟妈妈再见，好吗？”“再见！”他应答得很干脆，就独自背着书包，晃着他那大大的脑袋，一副挺高兴的样子，一溜小跑，进了学校的大门。

这情景永远定格在我的心中。没有人能体会到我们这种孩子母亲的感受，孩子去上学本应是正常和值得高兴的事，但对于我们却是那样的奢侈。当年在重庆的幼儿园里，与他同班的孩子都升了学前班，我只能流着眼泪把他接回来，并以为他从此将再无能力和机会像同龄孩子一样背着书包，走进校门。前几次退位我都比较平静，因为他毕竟是在校园内与我分手，毕竟培智学校的老师具有更多的理解和接纳特殊孩子的素质。但这一天却不同，虽然我与他分手的地方离校门口只有二、三十米远，但我的确是第一次感到“杨韬上学了”是事实，不是梦想。他去得是那样自然，像其他孩子一样。我的泪水夺眶而出，一直站在那里，呆呆地，任眼泪流罢，惹来过往的行人异样目光，我也无所谓。我不知是在享受喜悦，还是在感受艰辛？

从那以后，我每天都陪他到街口，望着他走进校门才离去。这不是因为我不放心，而是我珍惜看见他独自背书包走进学校的那一刹那。我每次也都是含着泪水离去。这情景持续了近两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