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孤独症儿童的人都知道,如果一个指令是专门发给某个孤独症儿童时,他还可能有反应。在“星星雨”,这样的现象屡见不鲜:如老师对着某个孩子说:××起立!”这个孩子会站起来(训练前可能根本不理会);但当老师对着一排孩子说:“起立”!就没有一个孩子会站起来。
〖他把月票的背面出示给售票员〗
坐公共汽车还有一个重要的行为,就是买票。我给他买了一张月票带在胸前,免去许多麻烦。但没想到还会出现问题。首先是杨韬对售票员“打开票,看票了!”的指令置之不理。熟悉孤独症儿童的人都知道,如果一个指令是专门发给某个孤独症儿童时,他还可能有反应。在“星星雨”,这样的现象屡见不鲜:如老师对着某个孩子说:××起立!”这个孩子会站起来(训练前可能根本不理会);但当老师对着一排孩子说:“起立”!就没有一个孩子会站起来。杨韬在公共汽车上对售票员的这种泛指性指令首先就难以与自己建立联系,其次就是对售票员的那一口含糊不清的北京快语不知所云。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和家人在家里做模拟训练,我或其他人学着售票员的口气说“下车的,打开票,看票了。”让杨韬明白这是说什么。然而第一次实战练习就出了差错。当售票员走到跟前时,杨韬倒是明白了要干什么,但他却把月票的背面冲着售票员举起来,这种意料之外的举动逗得我们哭笑不得,于是又多了一个训练项目:什么叫给阿姨看票。
〖当他第一次坐车走了时,我的心也跟着走了〗
杨韬上四年级时,我要到美国去学习一个多月。为了照顾杨韬,年近八十的老父母从湖北来到了北京,每天接送杨韬就成了他们的一项艰巨的任务。我是悬着一颗心登上去旧金山的飞机的。当飞机在太平洋上飞行时,我除了因为要见识美国而兴奋外,心也因为担忧父母而随着飞机颤抖。我无法想象年迈的父母如何能挤上北京的公共汽车(杨韬已是身经百战的老将了)。就在我返回北京的两周前,父亲突然生病,二老不得已撇下韬儿回了湖北。在这种情况下,杨韬只好不上学,每天跟着表姐去上班。这一事件促使我下决心让杨韬独立乘车(尽管在这之前我已有过此想法,但总是不敢,怕出外)。
从美国回来后,我即开始付诸实施。锻炼他自己上学,整个过程仅用了两周就完成了,当然基础是在前四年中练出来的。
开始时,我曾设想依靠售票员的协助,于是我准备了许多同样内容的条子上面写着:“阿姨:您好,我叫杨韬,在万泉庄站下车。因为我有孤独症,请您到时提醒我好吗?”前面我提到过,我不担心杨韬会坐过站。但令我担忧的是:①他在中间其它的站被别人挤下去;②到了万泉庄他挤不下车。我带着杨韬上车,尝试着教他将条子递给售票员。但没想到,试了两次,两位售票员女士都仿佛遇到什么可怕的事似的,说:“这是什么!”(难道会是炸弹?)然后板着脸看完条子不再说话。我在一旁赶忙解释:“我是想锻炼他今后自己乘车,开始时可能麻烦您协助一下。”我没有得到预想的热情。于是把韬儿托付给售票员的念头就被打回去